李光耀已经学会为了马来亚和自己的命运而思考了。他相信马来亚能够独立，但是，他对民族的问题深表担心，他认为，华人和马来人的种族协调非常重要。马来民族主义和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，可能是一个泛马来亚运动的前奏，甚至能产生严重的民族纠纷。纠纷的结果将使马来亚变成另外一个巴基斯坦。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？李光耀提出，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马来亚社会的存在，这个社会不是马来亚人的，不是马来亚华人的，不是马来亚印度人的，不是马来亚欧亚混种人的，而是包括这个国家中各种族的马来亚人的。

李光耀为寻找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途径，在剑桥时就读了尼赫鲁的许多著作，研究过以色列、瑞典、瑞士这些小国家的模式，也涉猎过马列主义。他对英国工党很感兴趣，同英国工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有接触。李光耀自称当时在思想感情上很接近他们，但考虑到马来亚的国情和英国不一样，不能完全照搬工党的那一套。

二战后，东欧纷纷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在扩大。社会主义成为了世界上一种新思潮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群众，特别是知识青年。李光耀当时对此也很向往。他和密友们觉得社会主义是一种先进的、合乎时代潮流的制度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，可以建设一个完美的、理想的社会。他们都自诩为“民主社会主义者”，主张消灭剥削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值。当时，他们的憧憬就是力争马来亚尽快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，然后建设成一个自由、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李光耀说过：“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，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，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**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。”“目前只能各尽其经济所能，各取其经济所值。”他强调：“最后的理想--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--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、文盲、贫穷和经济落后，才是恰当的。”李光耀还自称：“早已经抛弃了要在地球上创建豪华天堂的天真幻想了，因为负担不起。”

李光耀站在政治的高度来分析问题了，在剑桥大学，他把自己对国家、个人的忧患，置于一种社会责任感里。在他对国家、民族的认识之中，我们不能不说李光耀少年老成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：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李光耀的国家是外族的殖民地，堪称穷家。他就是在这个家里放眼世界，找到使新加坡不断完善与发展的方法。

这个方法来之不易。

“悄悄的我走了/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/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”这是中国诗人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的片段。李光耀是否读过这首诗，是否知道他的校友徐志摩，我们不去管它。1950年8月，李光耀挥一挥衣袖，离开了英国。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，但是，他带走了从事政治活动的智慧和勇气。在剑桥，为了寻找民族独立的途径，他不仅研究了瑞士、以色列等一些小国家的立国模式和国际法。并对独立后的马来亚和新加坡进行了一番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