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乎加答：“决心退赔，破产退赔，哪一级决定的，哪一级负责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谁决定的，谁负责赔。问题是中央、省、地、县有没有决心。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，地、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。地、县有了决心，即使有些公社、生产队没有搞好，也是时间问题。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，等价交换，不能剥夺农民。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，哪里讲过剥夺农民。”

江华说，这种思想是反动的。

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：“是的，是最反动的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，而是破坏社会主义。”

林乎加谈到，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。

毛泽东说：“也有从北京下去的。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，搞了一套文件，没有批准就发了。我对谭震林同志说，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。春耕生产指示，一年一个，形式主义，谁人去看，农民要饿肚子，他不懂得要耕要种？”

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，说几年来几放几收，放有放的道理，收有收的道理。

毛泽东说：“这个道理，归根到底，只能是一个道理，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，而且要把为什么，反复交代清楚，农民不相信，你变得太多了嘛！”

毛泽东说：“在反复不下去了，再搞下去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饿、病、逃、荒、死。”

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，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。

毛泽东说：“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，工分拉平分配，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……，原则是要增产，要把饿、病、逃、荒、死的原因去掉，做到不饿、不病、不逃、不荒、不死。当然有正常的死，人也难免要生点病，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。”

最后，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。毛泽东在谈话中说：

要抓紧干部的教育，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，什么是社会主义。全民所有制、集体所有制，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。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，并不危险。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，就会死人的。今年、明年两年，要搞好一点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就在这次谈话中，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，毛泽东采纳了。

在这以前，1960年夏，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，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，主持起草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》。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的重要参考材料。

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，即离开杭州去广州，准备在那里与调查组会合。路经江西、湖南时，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，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。